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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飛地經濟”+PPP:跨區發展“雙飛翼”

2017-07-03


作者簡介:靳林明律師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(PPP)領域具有豐富的經驗,涉及的行業領域廣泛,其主辦的多個基礎設施項目獲得律師業界大獎,其也被評為PPP項目金牌律師。靳律師為國家發改委《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法》立法專家組成員、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成員、財政部PPP中心法律專家、財政部第三批PPP示范項目評審專家,多省PPP入庫專家,多個學術機構PPP專家。靳律師多次參加PPP項目評審,正在或曾經擔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、北京國家會計學院、廈門國家會計學院等多家機構PPP培訓講師。

2017年5月12日,發改委、國土資源部等八部委聯合發布《國家發改委關于支持“飛地經濟”發展的指導意見》(發改地區[2017]922號)(“《指導意見》”),鼓勵地方政府運用“飛地經濟”模式,“積極探索主體結構、開發建設、運營管理、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新模式”,“著力提升合作園區開發建設 、經營管理的市場化和專業化水平”,這也是“飛地經濟”模式首次正式得到國家層面的肯定。當然,在此之前,“飛地經濟”事實上已經被不少的地方政府進行實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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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政如何破解“飛地經濟”發展難題

通常所說的“飛地經濟”是指兩個相互獨立、經濟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區通過跨區域的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,實現兩地資源互補、經濟協調發展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。較之于以“點對點”對接為特征的產業轉移,“飛地經濟”以園區建設為載體,通過不同行政區域之間在園區建設和經營方面的合作,實現“面與面”(園區)的對接。“飛地經濟”模式的兩端不只是一高一低的資源輸送和幫扶關系,也不止于謀求單個企業或項目的引入,飛出地和飛入地應呈互補態勢,通過資源的互補和對接,各取所長、實現雙贏。廣東、江蘇等地開展的“飛地”經濟實踐,基本都是這個路數。

當然,理論看起來很美,現實中“飛地經濟”發展障礙卻不少。

一是園區建設階段的制度障礙,目前“飛地經濟”在行政管理機制、項目用地、規劃、環評、稅收等方面都缺乏跨區域政策的支持和明確的協調機制。針對這一問題,《指導意見》要求,政府要“加強統籌協調,完善組織管理架構,健全議事協調機制,加強跨區域政策銜接,提高公共服務質量。”進一步細化相關政府部門之間的職能劃分,具體到工商登記,要“探索行政許可跨區域互認”;環評等環保事項“由所在地環保部門負責”;統計和考核由“所在地政府統計部門”進行統計、核算和發布。

二是后續的管理難度大。“飛地經濟”兩端分別連接著不同地域的政府部門和企業,利益沖突和摩擦在所難免。建成后園區內的企業是否共管,如何管理?如何處理飛出地與飛入地的經濟利益分配關系?這都是最核心、也是各方最為關心的問題。對此,《指導意見》要求,“飛地經濟”相關政府部門要“共同參與園區建設和運營管理,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擔和利益共享機制”,并且要求“合作方建立常態化的議事協調機制”,以促進合作各方良性互動、互利共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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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地經濟與PPP:不止于架橋修路

常見的“飛地經濟”,既有飛出地國企或央企與飛入地開發區共建園區的模式,如上海紡織集團與鹽城大豐市合作建設紡織產業園;也有飛出地的開發區與飛入地開發區共建園區的模式,如上海漕河涇開發區海寧分區。通常參與的雙方都是政府部門或者國有企業。此次,《指導意見》提出要“采取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(PPP)等模式,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園區開發和運營管理”,PPP模式和“飛地經濟”的結合,將會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呢?

從現有的“飛地經濟”建設案例來看,已有不少地區嘗試在“飛地經濟”中融入PPP模式,如安康高新區飛地經濟園區綜合管廊工程項目、寧陜縣“飛地經濟”產業園區標準化廠房建設項目(BOO)等。但是在這些項目中,PPP模式僅應用于園區的某一項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,這固然是社會資本參與“飛地經濟”的方式之一,但是,難道說PPP在“飛地經濟”模式發展中的角色就僅限于架橋修路?

如果不滿足于在“飛地經濟”中扮演配角,社會資本能否以PPP的形式過把“主角”的癮?“律動PPP”《我的地盤,誰做主?--片區開發PPP隨想》一文就曾提到通過“產城融合”的整體開發建設機制,由社會投資人提供工業園建設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綜合解決方案。通過政府和企業收益共享,風險共擔的合作模式,對園區進行深入開發,既包括前期的規劃設計,土地整理,園區基礎設施開發,也涵蓋招商引資和配套設施的開發。要通過“飛地經濟”+PPP模式帶動地方經濟發展,思路就不應局限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,而應將PPP滲透在園區的可持續發展的每個環節,以實現PPP與“飛地經濟”更加充分的融合。

與飛入地相比,飛出地的園區管理優勢以及產業發展優勢明顯,開展飛地經濟,飛出地能夠為飛入地提供資金、管理能力及產業資源,那么對于飛入地而言,PPP的優勢又在哪里呢?